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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新疆来”

摄影师库尔班江·赛买提的人像摄影系列“我从新疆来”无关宗教或政治宏旨,它讲述的是普通新疆人最平常、最卑微、也最动人的故事。镜头中的人物与他们的自述交相辉映,传递出一种沉静且直接的力量,这种力量试图与对“新疆人”这个词汇的异化进行小小的抗争。

这组人像仍在拍摄进行中,它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已经拍摄的29组人物,他们在民族,年龄,职业,人生经历,居住地,地域认同感上,都是如此迥异,除了他们都来自新疆,并无太多共同特征。这正是“新疆人”这个概念的复杂与所包涵的可能性。

“我拍摄别人,其实是在拍摄自己;讲述别人的故事,也在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库尔班江·赛买提说。

因为马航370失联事件,我与库尔班江·赛买提相识。他的朋友——也是一位维吾尔族艺术家——买买提江·阿布拉是航班上一位乘客,他因为从马来西亚的一个艺术群展返回而搭乘了这班飞机。失联消息传出后的第一天,买买提江·阿布拉的名字在中国官方公布的乘客名单上被遮盖了。

“我太难受了!整整一天,我什么都没干,什么也干不了,就在家呆着。”那天库尔班江在电话里这样对我说。他的悲伤与失措不仅来自朋友的下落不明,还源自“新疆人”身份所遭受到的压力。马航370失联前仅一周,昆明火车站袭击民众事件导致了29名平民丧生,事后中国官方将袭击暴徒锁定为“新疆一个分裂团体”。对“新疆人”的异化与误解达到了近年来的顶峰——他们与暴力和恐怖分子连结在一起。虽然失联乘客买买提江·阿布拉的名字很快得以公布,但他的姓名与官方遮遮掩掩的态度引发了诸多联想和猜测。

居住于北京的库尔班江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新疆人”身份带来的压力,却是最强烈的一次。昆明袭击事件后,他和几位来自新疆的朋友都遭遇到了北京公安系统的排查。他接到住所管辖派出所打来的电话,问他什么时候离开北京。“为什么要离开北京?我也许要在北京呆一辈子。”他反问。

库尔班江已经在北京生活八年。他1982年出生于新疆和田,维吾尔族,起初在博州师范学校学习汉语,因为喜爱拍照片自1999年成为业余摄影师,为当地报纸拍摄照片。之后他卖过烤肉,贩过玉器。2006年前往北京,在中国传媒大学以“旁听生”的身份学习艺术摄影,并为中央电视台担任摄像师至今。

面对压力与“新疆人”标签式的异化,他希望用摄影来表达一点点看法。“新疆人,往往离开家乡才会被打上‘新疆人’的标签,”库尔班江说:“当我们回到新疆,并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人群中的少数。在家乡,可以放心做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而新疆人来到内地,便被动地开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从而成为真正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新疆人都从普通成为特殊,甚至很多时候备受困扰。这更多的是由于内地对新疆认知的缺乏。”

“新疆人”到底该如何定义?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民族概念。库尔班江说:“新疆有13个民族,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代表新疆人,民族之间也从来就没有围墙。即使同样是维吾尔族,也因相距遥远而不同,从外貌上,吐鲁番的维吾尔族和汉族人差别最小,罗布淖尔的维吾尔族有些像蒙古族,喀什附近的维吾尔族则更接近欧洲人。”

库尔班江本人似乎就在说明这一点。他的祖母7岁时跟随家人从乌兹别克斯坦前往喀什,他的祖父是维吾尔族,因此他的父亲有乌孜别克血统,母亲可能有蒙古血统;因为父亲的身份证上标明维吾尔族,库尔班江随父亲,是维吾尔族。他有一种并不能使人迅速辨别民族的长相,深邃感又显而易见:头发浓黑,皮肤也是综桐色的,瞳孔格外黑亮。

自2012年年底,库尔班江开始追踪他的拍摄对象。他刻意呈现民族多样性:既有维吾尔族,蒙古族也包括塔吉克族和汉族;他们作为外乡人散居于北京,上海,杭州,深圳;职业也多种多样:民歌手,玉器商人,小贩,或者供职于大型企业的高管。

“中国梦”是库尔班江起初希望让受访人回答的问题。但很快他发现很多回答离“梦想”距离尚远,它们十分现实,甚至谈不上是一种“梦想”。一对夫妻,他们希望自己即将降生的孩子平安健康;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想要不被歧视地找到一份工作;一个卖烤肉的的餐馆老板,盼望自己久病的儿子早日康复。

生存下去,并对生活和未来有一点点期盼,这种梦想,不仅是“新疆人”的梦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卑微的梦想。

以下是“我从新疆来”人像摄影的部分作品。人物采访、故事撰写和拍摄都由库尔班江·赛买提完成。

1、我叫买买迪克·迪力卡尔,我从新疆来,塔吉克族,今年24岁。我的家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大同乡小同村,2012年大专毕业后我在新疆的一家公司做业务经理,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念成人教育,我想拿个本科的学位,这样我就可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想找个稳定的工作。

2、我叫张志强,我从新疆来,汉族,今年35岁。我现在在深圳做手机生意。我原名叫张兰疆,我父亲是当年的援疆知青,他非常热爱新疆,于是他给我们兄弟四个取名分别叫卫疆、建疆、志疆和兰疆。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很困难,父母就把我送到他们的维吾尔族好兄弟家抚养,直到初中才回到自己父母家生活,所以我还有一对维吾尔族父母,我视他们也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我去哈萨克斯坦做生意的时候皈依了伊斯兰教,现在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做五次礼拜,每次礼拜我也会为我的两对父母祈祷平安健康和幸福。我今年的梦想就是找个穆斯林姑娘结婚。

3、我叫巴伊尔,我太太叫巴音,我们都来自新疆,蒙古族。我们俩今年刚结婚,在北京做音乐,之前巴音一直在做伴唱歌手,我在酒吧弹琴。今年我们准备成立自己的乐队。

4、我叫阿里木·卡迪尔,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34岁。我小学三年级之后就辍学了,开始做生意。20岁的时候我离开新疆来内地做生意,曾经被一个合伙人骗走过所有的钱,这都过去了。现在来北京五年了,刚来的时候在路边摆摊儿卖玉,两年前终于开了家玉石店叫“阿里木和田玉”。我今年的梦想是能把我的名字“阿里木”做成品牌,开一个新疆土特产连锁店。

5、我叫乃菲莎·尼合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35岁。我2008年从华东政法大学毕业,现在在上海金杜律师事务所做执业律师,我儿时的梦想就是在中国最璀璨的城市当一名侠气纵横的女律师。今年我开始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法学院攻读比较法硕士研究生。我现在的梦想是竞选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争取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女性的权利。

6、我叫帕尔哈提·阿里木江,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27岁。2008年我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和朋友组建了一个民族摇滚乐队Bilaye,我们用摇滚的方式唱民歌,我还在雷鬼乐团OneDrop做主音吉他手,2010年还作为文化使者和众多优秀的音乐人一起去北非的几个国家做了演出。如果你去后海的谷雨酒吧,能听到我们乐队唱歌。我过去太过关注音乐事业而忘了个人生活,现在家里人都催我结婚,所以我想先找个女朋友。

7、我叫茹仙古丽·艾力,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我今年25岁,在北京十年了。我现在在北京的一家阿拉伯餐厅演出。我今年想学英语,以后可以有机会参加国际上的阿拉伯舞比赛。

8、我叫托合提汗·麦麦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42岁。我和丈夫十五年前下岗,就来到北京,在牛街摆摊打馕,如今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在新疆,一个在北京,在我们身边。当初来北京本来是希望能让三个孩子都在北京接受教育,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接受好的教育,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9、我叫伊德里斯·买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27岁。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读硕士,这之前我在土耳其学了一年的语言。今年我就要毕业了,我不知道毕业后该怎么办,是继续读博士还是停下来找工作,找工作的话找什么样的工作?在哪儿工作?什么样的单位会要我?如何选择?如何在社会上生存?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我今年的目标。我现在还在帮别人做一个项目,是关于维吾尔语里的波斯语的研究,我还希望有一天我能把中国的四大名著翻译成土耳其语。

10、我叫提列吾拜克·扎尔洪别克,我从新疆来,哈萨克族,今年25岁,我的名字在哈萨克语里是梦想的意思。我现在给亲戚在北京开的餐厅做经理,我姐姐也在北京工作,她帮了我很多。我十分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特别是哈萨克语歌曲,我今年的梦想就是能在北京找到一份长期的和音乐文化有关的工作。

11、我叫玉苏普江·阿卜力克木,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25岁。我老婆叫努尔比亚·牙森,我们的儿子叫艾尔盼。我们是2013年5月来的北京,现在在北京的一家新疆风味餐厅工作,我做厨师,我老婆做服务员。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老板每个月能按时发工资,然后就是好好工作一年,攒钱回老家开个服装店。

12、我叫艾山江·买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32岁。我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现在是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项目办副主任。我曾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也是北京市唯一的维吾尔族村官,8年的村官经历,村民们都说我是他们离不开的人。作为北京市一名基层干部,在事业初步成功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多民族大家庭里的尊重、包容、亲情和友情,学会了用感恩之心回报社会、历练人生。今年我准备和女朋友结婚,扎根北京。

13、我叫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我今年61岁。1982年中国刚改革开放没多久,我在乌鲁木齐南门市场开了家餐厅。那时从北京来的一个考察队觉得乌鲁木齐的巴扎非常有气氛,希望在北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风情,于是他们和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沟通,选了和我在内的十几个生意人到北京马甸的农贸市场做新疆生意。当时我是卖了一阵子水果,但到了冬天水果就没了,于是我就卖起了烤肉,没想到很受北京人民的欢迎。通过卖烤肉我攒了一些钱,还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生活。后来我攒够了钱,想回乌鲁木齐开个餐厅,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三个月的时候被发现得了脑瘫,为了治病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也没能回到新疆,就继续卖烤肉卖了三十多年。我有四个孩子,老大和老二现在在新疆,老四在北京上二年级,老三在北京治病。我们现在每个月要花一千多块钱给儿子看病治病,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日康复。

14、我叫提力瓦尔地·斯地克,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30岁。2004年从新疆大学毕业之后在新疆阿克陶县皮拉力一中教语文,08年结婚之后,我和我爱人想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就参加了疆内疆外的一系列进修培训。进修让我的汉语和英语水平都有了提高,更开阔了眼界。2012年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考取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当代维吾尔语方向的研究生。我爱人已经结束进修回校继续任教了,但我们为了让儿子也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就让儿子到北京,在我身边上幼儿园。虽然我们夫妻俩要面对长期分居,但从长远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15、我叫亚库普江·阿布都塞买提,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27岁,在深圳经营家里的玉石店,老婆和3岁的儿子也在深圳。我大学学的是英语,毕业的时候的梦想是做个导游。我父亲是个做了三十多年玉石生意的商人,毕业那年夏天我陪父亲去东莞,那边清真餐厅就非常少,吃饭要去很远的地方。我在宾馆看着玉石,父亲出去买饭。那天外面下着小雨,我从宾馆的窗户看到父亲买饭回来,微驼着背在雨里慢慢走着,看到这个场景我哭了,觉得父亲长年在内地做生意太不容易了。我放弃了导游的梦想,和父亲一起做生意。我们家的店在深圳古玩城,我人缘还不错,汉族朋友们给我取了个名字叫“阿江”。父亲教给我非常多的人生道理,我也很幸运能把户口从和田老家转到深圳,过阵子我就能拿到护照了,今年希望能有机会去别的国家看看,学到更多的东西。

16、我叫洪启,我从新疆来,维吾尔族,今年41岁,民谣歌手,诗人。我出生在新疆和田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但因为家里穷,生父母把我送到一个汉族人家,直到高中家里人才告诉我我的身世,我没有去找我的生父母,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疼爱我的父母和幸福的家庭。我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在大漠当兵的时候我开始有唱歌的欲望,从最初的吟唱到创作歌曲,到现在已经出了三张专辑。最近为了在深圳做一个新疆主题的文化产业园,经常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跑,成了空中飞人,今年希望能把这件事做成,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喜欢新疆。

困困是纽约时报中文网文化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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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流氓考




   单锋剑就是剑型匕首,只开一边刃,另一边留着不开,等于刀背,剑成刀用。常见的清朝腰刀也会在刀背顶端开刃,称为反刃,刀头成了剑尖,刀成剑用。

   一道刃上取舍,就混了刀剑的身。

   单锋,为了不割伤自己,外侧开的刃向外,里侧不开刃,可抵在臂肉上。单锋剑反手持,贴在小臂下,具隐蔽性,用于偷袭——它不是个好东西,八十年代都知道是小痞子用的。

   我的初中,大门向北开,京城老话说是出流氓的风水。一日中午,校门口聚满人,看两人打架。他俩总不打,人越聚越多,忽然退潮般散开,一人亮了刀。

   亮得不帅,一掏刀就掉在了地上,拾起来假追几步,见敌方逃了,自己也走了。我们事后分析,估计他是故意失手,为人都看见,惊走了人,他就得胜了。

   那把刀,就是单锋剑。求胜,而不是弄死谁——这种风度是哪来的?《岳飞传》写金宋之战,兵马千万废弃不用,两军各派一将单挑,败了就挂免战牌,难有战役。

    以为《岳飞传》瞎说,那是动物世界的事,狮群、狼群、猴群里争王,都是单挑,没有伸援手的。

    后读书看到人间有过,远在周朝,大军对垒如体育比赛,各出几辆战车打打,有了胜负就谈判了。到秦始皇,彻底没了这事,打仗就是一拥而上。

   又查到民间保持着周风,清末土匪还这样,一个人上山,单挑土匪头子,胜了山寨就是他的,土匪头子自己下山。京津混混也这样,老混混挨了打,就让出自己的街。

    我一直好奇这种古法是如何传承下来,土匪、混混在五十年代都剿灭了,事隔三十年,八十年代学生聚众打架,来很多人,结果往往单挑———谁教给学生们的?

    还是没人教,凭一本《岳飞传》,引发了年轻人基因里周朝意识的复苏?这事神了。

    是六十年代末京城外的军队大院子弟教的,他们跟敌人学的。他们的敌人是城区里的顽主,五十年代混混被剿灭,混混毕竟是清朝既有的阶层,遗风强烈,隔了十年,还能学到。

    晚清混混打架,不能进人家门。躲到家里就安全了,进屋打人者没品格,因为惊扰了别人父母子妻。再大的仇,也不能砸别人家,砸了要挨骂——这种老规矩,六十年代末的顽主保持着,暴力是有底线的。

    所以红卫兵抄家,在大院里畅行无阻,在胡同里,老民老户受不了,砸人家是古来的大忌,常有老混混或新顽主来劝的事,甚至动手打了红卫兵,结果被送去劳改。那时的坏人有规矩,破了下限,看着心里别扭,要主持公道。

    大院子弟从小上苏联式幼儿园、内部中小学、看内部放映的外国电影,本应洋范,却严重痞气,都因为跟顽主打架,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往往是我们的敌人。

    晚清京津的混混基本没了脏话,装得跟账房先生似的,半文化人半商人的作派,小混混才骂骂,脏话多的是脚行车夫,干活累,喜欢骂。顽主没有混混的口德,因为他们多是在新时代落魄的小手工艺者的后代,父辈心理不平衡,喜欢骂,从小学的。

    大院子弟生活优越,当时髦来学骂,语气和神态都经过揣摩,一见面甩一句利索的脏话,觉得帅。如小孩学结巴,学了就难改口,至今喜欢。

    亮刀,吓走人,就完事了。清末民国的京城的街头斗殴,以不死人为原则,天津街头甚至不能亮铁器,只能用木棒打。所以会有单锋剑,以不开刃的一面应敌,急了才刃向外。单锋,是给人活命。

    更多的时候,带匕首不是扎别人,是扎自己。遇到事,扎自己大腿一刀,对方就服了你的蛮力,收兵了。甚至亮刀后,就把刀递给敌人,说:“今儿这事这么办,有本事弄死我。”

    民间意识是不坏人家、不取人命,你摆出视死如归的谱儿,对方就服了,没事了。

    八十年代经济搞活后,电台里播《岳飞传》评书,街头有了弄死人的事。单峰剑能杀人了,成了管制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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